风景墙:图像与现实的悖论 ——艺术家倪卫华访谈
作者李荣坤 倪卫华
2019-05-10 15:29:11 浏览 48 # 关键词与风景墙

       李荣坤(以下简称李):继《关键词——发展与和谐》之后您又创作了新作《风景墙》系列,两个系列作品是什么关系,后者是前者创作理念的延续吗?

       倪卫华(以下简称倪):由于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再到商品经济大发展的动荡岁月,因而我们这代人对社会问题有种特别的敏感。对社会问题的关注是我创作的一贯线索,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和前提。确切地说,我一直想通过我的工作给观者一个提示,即人们生活的时代到底是一种怎样的特征,它的变化轨迹又是如何的。

        如果你留意,就不难发现我的作品的所谓观念性,是力图通过图像——这些既普通又有特别提示性的信息,给人们一种“顿悟”。顿悟什么?作为脱离创作行为后的第一位“标准读者”,我的体会是,透过《关键词——发展与和谐》,我们似乎看到了一段历史,看到了以标语为载体的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之于城市和国家发展进程的影响。《关键词——发展与和谐》运用了最具中国特色的标语景观,通过它,使人们反思一段涤荡起伏的历史,它横跨了那段以政治与经济改革为主体话语的初期发展阶段,又经历了中国式商品经济畸形发展、各利益阶层矛盾纷争突起的典型时代,这是第一条线索。第二条线索便是“中国式图像”。搜寻它的轨迹,我们能发现,它从文革时期清一色的“伟大领袖”、“天安门”、“大批判”、“工农兵”等革命图像开始,到弘扬“开放与发展”的改革宣传图像,一直发展延伸到今天的那些以经济利益为主宰的商业广告图像。而《风景墙》中所反应的正是当前炙手可热的商业广告——地产楼盘图像以及与之相伴随的绿色环境图像。另外,在《关键词》和《风景墙》里,我们都能看到中国普通民众的形象和表情,这种“人与景”的关联互动,能呈现出更多的、更深层次的社会问题信息。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风景墙》与《关键词》处于同一个语境场,或者可以说,《风景墙》是《关键词》的某种延续。当然有所不同的是,《关键词》更多地在追求一种关于历史维度的思考,而《风景墙》则通过揭示民众生存环境与生活状态的矛盾结构,更多地追求某种空间维度的思考。

       李:拍摄中,您使用了社会城市进程中的特殊元素如标语、广告等,具有很强的社会性和历史性特征,并且,您将当今城市的特殊元素与社会主体人做了一种特别的结合,请问,您是想表达一种怎样的观念?您又为何选择这样的题材? 

       倪:城市化进程一直是我课题研究的主要载体和切入点,我注意到或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沿海城市的先行试点,还是由其带动的内地二、三线城市发展的进程,走的均是一条粗放式的、具有后殖民主义特征的发展路线,这使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在与王家浩合作的《线性城市》时期,我们研究的是网络化时代作为主体人的“个性化选择” 影响城市进程的可能性;在《关键词》时期,通过对标语为载体的主流话语研究,力图揭开国家意识形态话语与普通民众话语之间的相互关系,研究它之于城市化历史进程的影响;而创作《风景墙》,主要考虑在一个更加发达并且有些畸形的中国式商品经济时代,作为公共图像主体的广告结构与城市结构之间的依存与共生关系。在《风景墙》里,我的问题是,这些大量重复出现的优美绿化景观及优雅的楼盘景观与城市中各个阶层民众群体的关联性是怎样的,给城市本身所带来的影响是什么,他们相互之间的因果关系又是如何的。

        目前,我的《风景墙》分成两个系列——一个是《风景墙——优美的绿色环境》,另一个是《风景墙——优雅的楼盘建筑》。透过这两个主题的呈现,你会感觉到,我们的城市化进程存在着这样的尴尬问题,楼盘建筑像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本来就稀缺的农田耕地及自然山林一圈又一圈地在缩小着“领地”,但令人费解的是,城市里关于生态绿化的图像信息却越来越多,不仅出现在大型户外广告中,也铺天盖地地出现在电视广告、网络或者各种杂志报刊中。可以说,城市中绿色生态图像的数量越多,必然意味着:楼宇建造的数量越多——城市的地盘越大——农村及山区的地域范围越少——真正的生态绿色也就越少。而造成这样一组矛盾链条的关键点就在于中国房地产的无节制发展。众所周知,房地产是个大利益群体,房地产的发展意味着对建材、钢铁、家电、能源等等一连串产业链的拉动,因而它对GDP产生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同时房地产也造就了一批靠政策资源发家的富豪,因此,常常会有各种利益群体通过非常手段进入这一行业,并且最大化地、甚至铤而走险地去获取有利地块以及其他相关政策资源。而这样的结果是造成社会更加巨大的贫富差距。由此,我通过《风景墙》的两个系列,为观者呈现了两个既独立又有相互关联的问题树。《风景墙——优美的绿色环境》里,你可以看到,城市中的民众现在只能无奈地置身于虚拟的“大自然”中,享受虚拟的“生态视觉大餐”;而《风景墙——优雅的楼盘建筑》里,那些建设者或者收入微薄的普通民众,在优雅楼盘前只能驻足弥留,而对拥有和居住望而却步。

       关于题材选择,有两个决定性要素:一是我对社会化问题以及城市化问题关注的一贯思路使然,无论是我早期作品《连续扩散事态》,还是后来的课题研究《线性城市》系列,或者近年来反映主流话语对城市化进程影响的《关键词——发展与和谐》系列和《风景墙》系列,均体现了我对城市与人类生存状态问题的关注与迷恋;而另一个要素,则是在创作过程或搜寻过程中,如何去尝试发现一些新的问题,新的线索。由于我一直致力于研究城市问题和艺术语言问题,势必对社会结构与艺术结构有着双重的敏感性,因而能够最终聚焦到一个特定的题材上,在“事件现场”就能从容不迫地去发现一些重要的线索,它往往是最普遍性的问题,但却是人们忽视的、或者说熟视无睹的问题。作为艺术家,若能够通过你的发现和加工,让人们产生某种连续性的启发与质疑,应该就是我们创作的初衷。因此,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于我对题材的倾向性和期待性,使得我作为创作主体选择了我应该选择的题材,而与此同时,好的题材也眷顾并选择了我。

       李:从您的创作中可以读出艺术家对城市进程的特殊关注,同时也考证了中国城市发展各个阶段的不同状态和表情,能谈谈您的想法吗?

       倪:刚才我也谈到了对城市问题的特殊关注,我的角度是:一、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特别是二、三线城市的演进状态;二、在城市化进程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历时性)下,民众的真实生存状态和表情(共时性)。在《线性城市》课题研究中,我和王家浩对城市各要素进行了分类梳理和研究。这样的研究成果一直沿用到我后来的创作中,在《风景墙》里你可以关注到这样一些要素集合,一是房地产广告的集中呈现,二是作为“城市血液”的城市人群在广告风景中的嵌入。城市人群主要包括普通市民、外来民工、观光旅游者等等,也有少数的富有阶层、执法者与特殊阶层。一方面,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空间的变迁,在外表上(服饰穿着)发生着细微的变化,这在《关键词》“发展”与“和谐”的时空对比中尤为明显。另一方面,城市的繁荣,高楼大厦的崛起,并没有引起他们社会地位的本质变化,他们脸庞上的表情依然如此雷同,时常写着彷徨、无奈、烦躁和忧愁。我正是想通过这种 “自然与人造”、“历史与空间”“改变与不变”的矛盾结合体,揭示出我们中国式城市化演进的某种“记实性”线索。

       李:在您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两类物象大都带有矛盾意味,如“风景墙的华丽”往往伴着“农民工沧桑的脸庞”,为什么运用这样的反向性艺术建构?

       倪:我在《风景墙》里比较多地反映了一些农民工形象,是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近几年房地产热的背景下,真实地衬映出了农民工的巨大付出。据麦肯锡统计显示,中国已有40%的城市人口来自农村,而农民工承担着大量的城市化建设任务。因此可以说,城市里那些别墅、楼宇的一砖一瓦都是由农民工垒造起来的,但是在城市空间里,农民工却属于最底层的弱势群体。担任建造而享受不到居住的快乐,是我们这个时代城市化进程中的一个普遍特征。

       从“个性化选择”影响城市发展的角度分析,农民工这一特殊群体更多地属于被选择的要素,而非选择他者的主体,或者说,城市的主体人群——那些有钱、有地位的人群选择了作为低成本劳动力要素的农民工而使大量农民涌向城市。我作品中两类物象的其中之一是《风景墙——优雅的楼盘建筑》,在这个系列里,我大量选择华丽的房地产楼盘图像与具有沧桑脸庞特征的农民工形象进行并置呈现,是想提示人们某种事实:即华丽的宏大叙事背后往往隐藏着许许多多平庸却又不平凡的百姓故事,一些非历史主体线索上的民间野史。因此可以说,这种具有强烈对比特征的反向性艺术建构,能在最短的时间里使观者或读者“顿悟”。此外,由于《风景墙——优雅的楼盘建筑》既有巧妙“嵌入”的纪实性,又有某种刻意“布局”或“导演”的戏剧性,因而也使得观念的呈现具有了某种异样的强度。

       同理,在另一类物象《风景墙——优美的绿色环境》中,城市人一方面每天都在户外广告、电视、报刊杂志等媒体上强烈地感受到那些“优美生态”的影像资讯,另一方面却离开真实的大自然气息越来越遥远。在这类图像里,我所呈现给观者的是另一种矛盾体,因为在《风景墙——优美的绿色环境》中,你可以隐约看到,那些融会于“优美绿色环境”里的市民的表情并非那样惬意,那样悠然。

       李:我注意到,与《关键词》不一样的是,在《风景墙》里,您将真实的人物完全置身于虚拟的“风景”空间,造成一种类似在照相馆里拍摄风景照的感觉,但《风景墙》与照相馆拍摄不同,后者是原初意义上的摆拍,而《风景墙》并非摆拍,它是人之于风景的那种真实、自然的“嵌入”或“偶遇”,这样的融合效果,往往使人在第一眼观看时产生某种错觉,而当你反应过来时会拍案叫绝。请谈谈您的创作构思与想法。

       倪:是的,在《风景墙》里,我刻意去除了“风景”外围多余的影像,而让那些在它前面走动的人完全融进这个虚拟的“风景”之中,从而使现实景物(人与物)与虚拟图像(广告画)巧妙结合起来,有点类似影楼内通过幕墙拍摄“照片”的感觉,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更像是一种摆拍,但它却是不折不扣记录真实事物的记实性拍摄。因此,可以说,我的影像是融记实摄影与置景摄影于一体的两元结构的实验性尝试。在《风景墙》里,由于人物所呈现出的自然动感和表情,有时在观看时,确实会给人某种真实的错觉,但你若细看,就会发现在“风景”上或许还留有某些广告语的痕迹,或者看到印着“风景”的灯箱帆布上撕开的一道裂缝,或者看到“风景”上粘着一些招贴广告的纸片。而此时,你才会恍然大悟,感觉到那种虚拟与现实融会一体的 “魅力”。因此,我认为,我的摄影是纪实性的观念摄影,或者说是观念性的纪实摄影,它不仅通过现实的“拼贴糅合”,而且也通过对摄影语言的某种创新调整所达成。



2009.7.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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