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南溟：本次上海双年展有两个主题，一个是文化融合，另一个是城市未来。但双年展在城市未来这个主题上并没有得到体现，也没有具有影响力的关于城市问题的作品及研讨成果问世。相反，上海的“线性都市”小组却一直在重视这方面的思考，也做了有关城市问题的比较有意思的作品。请你谈一下，你们当时成立“线性都市”小组的最初思考。
倪卫华：我们“线性都市”小组成立于1997年，小组另一成员王家浩是搞建筑设计的，我当时主要做概念艺术，我的一系列作品主要是思考艺术本体论的当代涵义，也就是艺术与非艺术之间的所谓边缘问题，其中涉及到语言、社会、文化、经济等一连串的问题，也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与现代文明发展密切相关的城市问题，因为实际上艺术起源于“表达”与“交流”，而城市也在“交流”的基础上形成，城市的最初原型是一个“市场”概念，是由“集市”而延伸出“居住群体化”概念的。王家浩主要从建筑出发思考居住空间，再从居住空间引申到“交流”这一概念，于是我们的问题碰到了一起。以小组的形式工作也从另一侧面体现了我们注重交流而淡化传统的个性化工作的特点。
在对当代诸多问题研究时，我们认为，艺术发展到今天，它的概念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艺术与非艺术之间已经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界限，而所谓“艺术”，不过是由艺术博物馆、批评家、策展人等因素组成的“艺术体制”界定的，艺术体制就象一个空壳，当某个事或物装进去了，便被冠上了“艺术”的名义，而艺术活动就以这种方式周而复始地进行着，如双年展、文献展等等。但事实上艺术不但不受制于体制的界定，它还是一个动态的不确定的概念。在德国一个关于城市问题的研讨会上，一些艺术家和批评家提议，要在现代城市中辟出“艺术空间”，我当即提出质疑，反辩说：“什么是艺术空间？一个废墟呢，还是一个花园，或者是其他什么。”我说，对于当代来说，“更艺术一点，其实就是更传统一点。”所以他们主张搞的不是“艺术空间”，反倒像是“复古空间”。而所谓当代艺术实际上只是一种精神，在城市里、在建筑空间里、在交流中、在当代媒体的传播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它的“踪迹”，却不能捕捉它、凝固它。关于这些，我于97年以前做的实践就试图阐述这些观点。作品《界限：非展品的搁置》将展厅内不用于展出的剩余物（桌椅板凳）挪于一侧，腾出空间，让其他艺术家的作品得以顺利展出。这一事件本身很难归入“艺术”这一范畴，但却揭示了“艺术语境”研究中的“盲点”。《美术：词与物的合法化在场》似乎是将一个空壳（即“美术”这个词）置于另一个空壳（美术馆）中，从而在表面化陈述“艺术”概念的过程中，透露出“非艺术”的巨大空白。《挪用绘画：一次特权，两个界面》也是如此，它通过钻艺术体制的空子将两个不同的判别标准（一个是“专业”的、“精英”的，另一个是商业的、大众流行的）滑稽地并置在一起，使两者之间互相碰撞、抵消。这件作品实际上也能使人联想到城市问题，联想到城市中很普遍的流行模式与精英模式之间的对话与冲突的问题。典型的例子还有“俗”的建筑与“艺术”的建筑在城市中的并置。
王南溟：在你们小组最初做的“线性都市”系列作品中，我注意到，你们的作品实际上已经将城市本身赋予了全新的概念，即城市的网络概念。作品能使人联想起网络新世纪人的处境和城市的处境。请你谈谈这些作品的创作构想。
倪卫华：“线性都市”系列作品表达一种对城市的新的定义，即：城市不以地域划分认定，而以“城市因素”的统计排列为依据确立，譬如，人口因素、交通因素、商业因素等等。在《线性都市利用艺术》中，我们象征性地以“艺术参与因素”作为统计依据，借用艺术展览、当事人的参展权、展厅空间以及参观者等条件进行“线性都市”统计，我们将上海（后来又在柏林做过）地图一式两份划成二十等分，一份做成二十个有投票孔的票箱，另一份作动态统计排列用。当参观者走到展厅门口时，请他们根据所来地点相应地将票投进地图上所处的区域。我们每半天统计一次，以统计数据的多少将二十格地图按序排成一列，得到了“艺术参与因素”的“线性都市”，这样，所谓的市“中心”（边缘）就不一定是地域上的中心（边缘），而是某“城市因素”（如我们所统计的“艺术参与因素”的中心，并且它是动态的，因为下一个半天就有可能完全重排。这件作品尽管暂时没有用到电脑及网络（由于展厅条件所限），但已经涉及到这些概念，墙面上最新统计结果及历史统计陈列，就有些像网页上的菜单，而创造这一概念更是基于网络时代发展的思考。因为文明的发展已经将文字、图像、传播等因素置于越来越重要的位置，今天，我们“认识”一个城市往往更多地来自媒体文字和图像讯息，而非实地行走观察，这在古代是无法想象的。到了网络时代，人们认识一个城市，就有可能主要地依赖它的“主页”，而不是由建筑和地域概念主导的“实体城市”。“主页”所做的实际上就是文本和图像或者数据统计的菜单陈列。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做的和库哈斯“普通城市”或者其他城市学家的未来城市模式就有了一个根本不同的出发点，即完全从人的“个性化选择”出发，而非建筑或地域因素的研究出发作为城市模式的依据。以一系列城市因素的“个性化选择”为开端，通过动态统计这些城市因素，形成一系列分拆的动态的城市模型“线性都市系列”（LINEAR CITIES）。在此意义上，我们对建筑的未来研究也将会相应发生根本性的改变。
王南溟：经济、政治、文化等因素往往是城市建筑和城市规划的重要影响因素，后殖民时代的亚洲城市尤为如此，譬如，“发展是硬道理”这句家喻户晓的政治标语，就深刻地影响着九十年代中国城市的规划发展，尤其是上海，“更高、更快、更新”的城市发展节奏反映了权利话语主导的时代特征。请你谈谈，你们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精力去拍摄各种含有“发展是硬道理”标语背景的城市“风景”？这一行为是否与“线性都市”甘情愿的概念有关？
倪卫华：城市的变迁发展有其经济、文化、政治及技术的背景，“线性都市”本身不包含这些背景，它只是一种关于城市模式的研究方法，但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却可以从一个全新的角度阐述和研究城市问题。在我们对城市因素之一户外广告牌密集度的统计过程中发现，广告媒体牌在售出前，大多不是空白状态，而往往是以一句小平同志的名言“发展是硬道理”作为临时填充。这一方面表明这家媒体公司在等待买方，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以媒体宣传的方式为社会发展出一份力的愿望，对具体的这单个事件而言，这一做法似乎是不经意所为，也不值得太多地引起关注。但是，巧合的是，几乎一大半以上（上海更甚）的媒体广告牌均是如此，这就表明，话语的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越了人们的一般认识，已经通过集体无意识融进了传媒领域乃至整个城市的环境中，从而主导和影响着城市规划和城市建筑的变化轨迹。在拍摄中，我们还注意到那种典型的后殖民主义的城市景象即时尚与传统、西方与东方、经济与政治、人与建筑物、自然与人工之间的不协调的共存并置景象。
将“发展是硬道理”标语置入门户网站主页中的广告栏中是我们最新做的工作延伸。与具有确切的地址的广告牌相比，网站是一个虚拟的地址，我们在许多有代表性的虚拟地址（即网站）上象征性地置上“发展是硬道理”的广告条（BANNER），也传递了我们“线性都市”课题组关注“文本/数据化”城市概念的讯息。通过比较，也可以发现，实体城市与虚拟城市互相间的干涉影响。这是未来社会我们无法回避的一个问题。
王南溟：当代研究城市问题离不开网络这个概念，网络是一个开放空间，已经与过去的体制管理完全不同。99年在香港“传媒的干预”展上，你们用《法案·性·警告》作品对网上立法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提问，所以它是一件真正意义上的网络观念作品，而区别于那些将网络传播方式看作网络作品的简单做法。
倪卫华：“线性都市”课题组设计一份“法案内容”与“警告”语共置的电脑打印稿，这份打印稿是将克林顿签发的电子通讯法案：“Child Online Protection Act”（“儿童在线保护法案”）和网上有代表性的色情网站文字公告：“Warning”（“警告语”）并置的文本。在展示现场放置一台连接Internet的电脑，可随意点击各种网站（包括色情网站）及接收E-mail邮件。另外是一台连接上述电脑的激光打印机、音响设备以及文字转换读音的声卡软件配置。观众可通过自己的E-mail信箱或现场提供的E-mail信箱向“线性都市”课题组索取从Internet网络中下载到的“法案”内容并将其打印出来。与此同时，观众可随意访问网上各站点，当访问到色情网站的“警告”页码时，可根据自己的判断选择“进”或“出”。整个过程反复播放通过文字转换读音的声卡软件所转换出的读音：以标准男女发音交替朗读着的“法案”片断和“警告”语。这个观念行为就是根据线性都市理论中关于“未来城市概念将是网络息息相关”的全新概念而实施的。由网络生存引出的“立法”及“执法”问题也是有别于地域生存的新问题。本次活动旨在调查、考察并验证网上“法案”的法律根据及所谓“网上执法”的力度和效用。类似这样具体的观念艺术工作是我们“线性都市”小组的基本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