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现有媒介——照片、录像和文字等对两件作品只是“失真的”“还原”。两件作品在它们生成的过程中相对达到了自足、也即达到了完成。其它手段对于“文本”只起到一种说明的作用。使用录像方式固然力图“真实”地记录作品，但却出现了一个“二元结构”的第二“文本”。即录像作为一个节目因其画面构图、时间、音响、色调等有了一个记述框架，而被记录的作品又是另一个框架。如果作品是静态的，录像能比较真实地再现，如果作品是纯行为的，录像也能真实地记录，因为作品在行为——装置之间，所以录像结果尽管获得了视觉上的要求，但却出现了对“原作”“消解”的“问题”。这个尴尬的“问题”是有意味的。

       2、王南溟现阶段的工作只是一个起点，这是需要特别强调的。人们容易认为王南溟作品的魅力在于他“悲壮地”连续书写，又连续破坏书写。人们看重艺术劳动中的付出。中国的西西弗斯要求艺术家象一个苦行僧——这多少受到传统的“修行”意识影响，是一种很难改变的观念。但是，应该从“同时性”角度看王南溟艺术的意义。他的字球从问世开始便作为增殖的个体，它们的结局是不可料测的，它们在怀疑和消解传统文化痼疾的同时，自己也无所归依。由此可见，从王南溟那里产生的字球有一种不可预见的发展性。

       3、  倪卫华一使用“文字”就遭遇了徐冰。凡欲以“文字”为媒介、符号而进行构思的都将受到徐冰的挑战。徐冰艺术的“集成”性质使他踞于“经典”位置。但是，就在这个层面上，有可能与他分道扬镳。倪卫华用电脑织字，表明现代手段垂手可得，因而可以放弃“刻”的苦行；他继而让电脑出示消除语义的无逻辑字条排列，使“字”成为一个引诱思维而排斥思维的“空洞”实体。重要的是，“字”并非倪卫华艺术的终点和目的，而是起点。没有印上“字”的红盒，不可能进入扩散——人们对它不会施以文化目光的投射。有“字”的红盒在扩散中才起着迷惑、混扰认识的作用。倪卫华的扩散范围终究“应该”有多大，也是人们会提出的问题。他目前的行为基本上实现了消解作品本体——让作品融汇到商业文化与世俗生活背景中的“任务”。他的艺术属于观念艺术。观念艺术是一种费力的验证，它提出或设计了某种观念，但不能停留在纸面上，必须通过实体性的实施。而全部复杂的实施——有时候甚至无休无止——也只不过是为了体现一个在观念之中的“观念”。

发表于： 1992.10．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