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艺术从绘画开始（约1985-1993年），期间经历了较为漫长的装置、行为、影像等多种媒介的观念艺术实验阶段，之后又回到以绘画为出发点的新的综合性实验过程。我的早期绘画创作就已经非常着迷于对语言形式的实验，主要以纸本为载体（因为纸本能够承载水溶性的那种酣畅淋漓的肌理痕迹），综合运用了丙烯、水彩、水粉、牙膏、明矾、宣纸粘贴等一些和水溶性相关联的媒材介质，通过借鉴、摸索、优化后逐渐形成的堆砌、覆盖、冲刷、渲染、刮擦、叠加等综合手法，形成一种类似于制造痕迹肌理的画面特征。在观念上也强调一种历史的瘢痕感，强调对社会公共空间和人类学话题的关注，为此，我还提出了“当代形象即历史图像”的理念，即，将具有当代特征的人象、物象和相关活动轨迹植入或融合到岩画般的“遗迹”中，仿佛千万年以后的人们拂开尘埃和污垢后看到的一些场景。也似乎是通过“视觉考古学”的挖掘，从迹象复原维度，让画面呈现出当代人的特征、演化变迁轨迹与审美文化信息。

之后，又以纸本为媒介，进行了新的方法实验，即通过极限色（主要为黑色）对边缘线及画面痕迹进行加强性描画和反衬平涂，让那些痕迹肌理更加凸显，这种画法，我对它取名为“追痕”，它是我“遗迹”绘画实验的再延伸，旨在突出一种“人为”与“偶发”痕迹的交融集合，形成一种冷、热抽象表达相结合的“波普化”图像形式，以此让人们思考一种介于狂野与宁静、失控与控制、感性与理性、自然与人性之间的悖论关系和哲学意味。 “追痕”还拓展出了关于去中心化和大众参与性的社会公共空间艺术（以公众参与度为衡量的户外追痕1.0-4.0版以及水追痕、人脸追痕等系列创作）。

以社会“追痕”活动为轴线，我的绘画创作又进入了一个新征程的起点。架上“追痕”的语言延展不仅仅局限于户外“追痕”那种类似迹象复读的方式，而是生发出更加复杂的、多手段的和“节外生枝式”的语言实验。当然，这些语言实验的出发点，更多来自于对当下日常景观的观看和视觉强化体验，类似于大数据统计出的视觉调性的强性侵入，流行文化元素的过度渲染，以及高科技介入（如银屏观看大比例取代实体观看、AI思维方式）带给我的启示。这个新阶段，我不再以纸本为载体，取而代之的是画布，主要应用了丙烯等各类现代工业化的颜料材质，如粉色、金属色、珠光色、白胶、硅胶、塑形胶等进行新的实验性创作。

这种创作更加强化行动性，让快速运笔、盲画、厚涂与泼洒、冲洗，无序刮划等手法堆积出一些复杂的色域肌理，并在万有引力的作用下，自然形成一种液体滴落的视觉效果，而它往往又与各种笔触交融之间、干湿的调和之间形成既矛盾冲突又和谐平衡的视觉结果。

“多层叠加”和“零度压缩”也是我这个阶段绘画实验的重要特点，在处理画面底色的实验中，我偏爱通过胶带粘贴辅助、直尺划线等方式，制造一种工业化、规则化的视觉图像，而这些图像又往往采用了比较薄层的、渐变式的、自由随机选取的色彩平涂，即使它经历许多次叠加或交融，依然能呈现出薄薄的效果，达到了我所追求的“零度压缩”。平涂叠加的硬边视觉元素与之后行动式形象建构所形成的柔性色团之间往往会形成某种互涉和对话。平涂叠加、行动式涂抹和无序刮划过程完成后，便可以形成一个等待处理的痕迹底料。

接下来，是对痕迹底料进行再加工，处理方式有几种：一是“强”追痕，就是将整个画面相对暗部（如交界边线、暗黑色域、滴痕边线等进行批处理式勾画和加深；二是“弱”追痕，就是选择性地，运用不同深浅和不同颜色，随机地对痕迹和边线进行压痕强化；三是选择性或批处理般对一些相同调性的图像符号（如滴痕等）进行类似化妆一样的修饰或强化处理；四是综合式，就是以上三种方式的融合处理。

在对待图像方面，偏向于人体、动物或物体的大轮廓暗示，并且没有预设性的方向，尽可能做到去叙事性或弱叙事性，而偏向于过程和偶发元素引导出的图像发展方向。换言之，或许，过程中的“失误”、“偏离”、“出错”、“瑕疵”才是我建构图像的主要依据。越是到过程的后阶段，越是遵循过程所引发出的视觉结果，即，不去和画面搏斗，而是与之和解。这有点像AI的广泛阅读、自学习和不断优化的算法所形成的视觉结果。

近期迭代更新的《未来之痕》系列，则通过丙烯印痕与3D材料的复合叠压，构建出视觉追痕的微观褶皱肌理。这种材质碰撞让时间实现从单向线性到多维交织的视觉转译。制造一种临时的、流淌的、不确定的魔性景观。我更希望以这一全新绘画视角，去探讨碳基-硅基生命交叉点上关于潜意识、身份识别、主客体转换、文化怪兽图景等后-当代社会学话题，最终让作品成为承载时间信息与思想议题的“视觉档案”。